第五人格模仿者狂欢在哪-模仿第五人格的小游戏

以下是一些在职场中看穿别人的小技巧：

1. 观察肢体语言：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包括眼神、面部表情和手势等，以便更好地了解其真实想法和情绪状态。

2. 仔细听取并观察语言和声音：仔细聆听对方说话的声音和内容，注意语调、语速和说话方式，并观察对方的口型和表情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意图和真实感受。

3. 分析文本信息：对于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文本信息，要仔细分析其用词和语气，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意图和真实想法。

4. 观察行为模式：通过观察对方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模式，了解其偏好和习惯，并推测其可能的行动和决策。

5. 察言观色：通过对话和沟通中的微妙暗示和情感反应，推测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情绪状态。

6. 倾听第三方评论：倾听其他人对对方的评价和评论，以便更好地了解对方的背景和性格特征。

在职场中，看穿别人需要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状态。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并尊重他人的隐私和人格权利。

社会心理学在三个哲学思辨期、经验期、科学时期最重要/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哪些？

一、历史上关于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受广泛推崇的伟大作家。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无端受到谗邪小人的中伤和昏庸的楚怀王的放逐深表同情。屈原在流放过程中，又目睹了楚国的危难和“民生之多艰”，因而，带着满腔的愤懑投汨罗江自杀。

刘向所编的《楚辞》中收入的《九辩》，王逸认为是屈原弟子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之作。他还认为，宋玉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宋玉甚至幻想怀王看到《招魂》之后，会觉悟起来召回屈原。请看这个宋玉岂不是古今少见的尊师典范？真不理解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何以要在话剧《屈原》剧本中把宋玉丑化为屈原的叛徒。至于《卜居》和《渔父》，我认为也是屈原的后学悼念屈原之作。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怀南王 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可见，司马迁乃是非常崇拜屈原的人。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尽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思想倾向是有褒有贬的，甚至是以贬为主的。班固批评时，有意避开了司马迁，而径直把矛头指向刘安。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化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但班固也并不否认屈原的作品“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因此，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后汉的王逸则不满于班固这样的庸俗之见。他盛赞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至于梁代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宋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犹不也”。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二、我的看法：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出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及其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于祖国的决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影响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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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辨期（社会心理思想早期积累阶段）

人类社会一开始便伴随着许多社会心理现象。如氏族社会的人们由于对自然（天灾、疾病）与战争的恐惧而产生迷信并形成宗教，而后，宗族首领或统治者又利用宗教（仪式、禁忌）对个体的影响去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以达到安定或统治的目的；许多游说者为了说服君主或追随者也常探索听众的内心奥秘等。有社会心理现象就会有社会心理思想。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社会心理思想。如孔子关于判断人的善恶的社会知觉思想。他主张，不要因“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就说这人是“好人”或“坏人”，“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才是真正的好人。（《论语·子路篇》）。孔子认为人以群分，善、恶群体对同一现象会有不同评价。所以了解人不仅要直接观察人的言行，还要依据不同性质群体对某人的相反评论来作出判断。如果“乡人皆好之”，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外观忠诚，实为不辨善恶的“乡愿”人物。关于人知觉，诸葛亮认为：“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自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知人性》）老子也认为人的内心与外部表现存有复杂关系，他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也是对如何判断人性的论述。此外，还有不少军事方面的有关士气和策略的论述，如尉缭子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第四）。又如孙子有关用兵的许多“诡道”，（《孙子兵法·始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都是运用战争互动双方特殊心理规律的思想。以上卓识不胜枚举，它们都是我国极为宝贵的社会心理学文化遗产，因此亟待挖掘。

在西方，被公认为首先提出社会心理学问题及主张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他认为，宇宙是有理性的，人类灵魂的一部分是纯粹理性（即进入肉体的理念或对理念的回忆），另一部分是无理性的，包括生气勃勃的意志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一个人的理性如能成为劝导者与指挥者来统帅其他部分，他就是聪明的；意志经过教育与训练能坚决执行理性的教诲，知道什么要警惕和什么不用畏惧，他就是勇敢的；当欲望同理性融洽，接受其领导，他就是有节制的；当这三者彼此和谐，他就是正直的。人有了上述四种德性，他过的生活就幸福，达到至善。当他用这种伦理观与人性论去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政治理想时，社会心理思想就变得很突出了。他认为，社会上有许多阶级，正如灵魂有各种部分与功能一样：受过哲学训练的哲学家或君主，代表理性，应是统治阶级；军人代表意志，其职务是防御；而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代表低级的欲望，其职能是生产物质财富。这几部分人都能有适合其原有能力的职业，各司其能，安守本分，相互制约、和谐相处，一个国家就会有节制、勇敢、智慧，并且会实现正义。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善的“理想国”。尽管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观点、奴隶主的政治立场与乌托邦思想是许多人不同意的，但是他在两千多年前依据自己的心理学思想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和协调人际关系的设想，不能不说是西方社会心理学思想的一种“始创”。此后，还有许多哲学家也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提出“人是社会性动物”和人有社会需求等主张。虽然，这许多主张与论述有的颇为深刻，但毕竟是零散的和思辨性的。

二、经验描绘期（社会心理学孕育或成型阶段）

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欧洲。其历史背景是：第一，从17世纪（1640—1688）的英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经过18世纪（1789）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1848）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第二，随着革命与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着技术革新与科学进步，如自然科学出现了三大发现：动植物细胞的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从而也推动着思维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的骤增所引起的道德、犯罪与竞争等问题，工商业与贸易的发达所引起工人管理、了解消费者需求等问题，阶级矛盾与的起伏要求统治者了解舆论、群情和找到协调劳资关系和对付骚动的办法等。

首先是不少有关人的学科都提出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心理问题，如：语言学提出语言交际与心理（民族心理）相互影响的问题，人类学、考古学提出原始人的思维特点、民族风俗习惯形成的问题，犯罪学提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原因与心理原因问题，医学提出社会致病因素和催眠术中人际暗示与心理调控的机制问题等。最为突出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中出现了民族心理学和群众心理学两种新的动向与趋势。

19世纪中期，心理学是作为个体心理学发展起来的。洛克（J．Locke,1632—1704）、休谟（D．Hume，1711—1776）等人的联想主义（认为个体的心理是观念的联合或联想）在其中占统治地位。1824年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J．F．Herbart，1776—1841）首先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反对沃尔夫（C．Wolff,1679—1754）的官能说，主张利用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研究观念及其关系，企图建立观念如何吸引与排斥的动力学，来说明各种事物、知识只有与意识中的观念有关才能进入意识，形成统一概念。它对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产生过影响，但他否认心理内容的客观来源和心理本质的可知性，因而无法解决个体心理的社会性以及种种社会心理问题。在1859年，德国哲学家拉扎鲁斯（M．Lazarus,1824—1903）和语言学家斯汤达尔（H．Steinthal，1823—1893）创办《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他们在序言中首次提出，历史的主要力量是人民或“整体精神”（allgeist），它通过艺术、宗教、语言、神话与风俗习惯等表现出来，而个体意识仅是它的产物。他们要求从心理学方面去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揭示其活动的规律。接着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1832—1920）在1863年首先阐述与发展了上述思想。他认为，心理学应由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实验学科，后者是经验学科。对于高级心理过程及人类共同生活方面的复杂精神过程如语言、神话、风俗习惯、艺术等应当用经验描绘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冯特本人花了40年研究前者，用20年时间研究后者，并于1900年出版十卷集的《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的提出是和德国当时封建割据、战争不断及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受黑格尔关于“民族精神”的哲学思想和赫尔巴特关于“灵魂统一”的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尽管它的理论基础与结论都存在问题，但它提出了在个体意识之外还存在着某些左右个体意识的群体心理的东西，应采用不同于实验的其他方法来加以研究，则对于社会心理学的产生颇有影响。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许多社会学家出现了研究群众心理的热潮。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A．Comte，1798—1857）在1838年首先使用“社会学”（sociology）一词。他认为，要达到改造社会与组织社会的目的，就必须去认识社会规律，就需要通过实证（科学观察和经验）的方法去建立社会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存在的规律和社会秩序；社会动力学则研究社会演化、促进社会的进步。接着，塔尔德（G．Tarde，1843—1904）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一个发明、模仿、冲突和适应的过程；占人口1%的发明者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其余99%是带有服从心理特点的模仿者，是被统治者。国家的权力、法律就是在这种服从心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协调冲突使人们达到适应而存在的。他于1890年著有《模仿律》，1898年出版《社会心理研究》，后者是最早以社会心理命名的社会学书籍。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德克海姆（E．Durkheim，或译涂尔干，1859—1917）认为社会学要研究的不是个人心理，而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一种社会事实或“集合表象”（assemblage representation），如道德、宗教等，它带有外在性与强制性（迫使个人接受或遵从），有自己的社会原因。这个主张对后来社会学倾注于研究群众心理有一定影响。其后是勒邦（G．Le Bon，1841—1931），他认为，人的任何聚结都是“群众”；它主要是一种“感情现象”。个人在群众中的行为特点是失掉个性（易受冲动），表现为感情作用大大超过理智作用（易受暗示），根本丧失理智（行为不合逻辑），失掉个人责任感（对情欲失控）。由于群众从来是无秩序、混乱、盲动的，常表现出病态现象，因此它们需要有“领袖”，而优秀分子可履行这种职责，然而领袖人物又往往有迎合心理。为了解决群众问题，他主张应对上述现象开展研究。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行为与领袖人物的心态作了系统研究，虽然他把群众的革命运动说成是非理性行为十分荒谬，但他提出个人和群众相互作用的命题，又是有意义的。他于1895年著有《群众心理学》一书，1913年还著有《革命心理学》。

这个时期最有意义的事件，是1908年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同时出版两本书：一是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1871—1936）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另一是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的《社会心理学》。

麦独孤主张“社会心理学必须说明个人心理的天赋倾向与能力如何形成社会上一切复杂的精神生活；反之，这种生活又如何影响个人天赋倾向与能力的发展与表现”。麦独孤是个本能论者，他认为人类有14～18种主要本能以及与之相应的情绪，由情绪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是情操，当情操加上后天以一定对象为中心而形成的理想观念，便产生能控制行为的意志力。如他说：国家的危亡，引起惧怕；国家的耻辱，引起愤怒；国家的光荣，引起自豪；国家的亲切，引起爱护。而这些惧怕、愤怒、自豪、爱护等情绪都是跟避害本能，争斗本能，自显本能及亲爱本能密切关联的。正是这些本能及相应的多种情绪，跟国家这个对象的观念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爱国的情操与态度，成为驱策我们产生爱国行为的动机。他认为本能是社会行为的原因，“是人类所有一切活动的推动者”，也是个人品格与民族特性形成的基础。他还运用这种观点解释了不少群体现象，如说：社会团体能保持有组织，有连续性，主要是由于其成员有“自尊情操”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在人们相同的自显本能和服从本能联合的基础上加上种种经验的结果。（［美］R．S．武德沃斯著：《现代心理学派别》，国立编译馆，1934，184～193页。）麦独孤的生物还原主义，虽然不久受到许多心理学家如邓拉普（K．Dunlap，1919）和伯纳德（L．Bernard，1924）等的指责，然而他对社会心理学应研究在社会情境下个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主张及有关意志的个别论述（如“意志是在以较弱的理想冲动对较强的低级欲望冲动进行斗争而终于取胜的过程中实现的”的论点）对后来的心理学家（如皮亚杰等）都有影响。

罗斯是集社会学家研究群众心理之大成者。他主张社会心理学研究由人类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n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一致的静态心理，如语言、信仰、文化、风俗等现象；后者是人与人之间一致的动态心理，如群众在骚动时心理的变化，军队溃败时人心慌乱的状态，工潮扩大时同情与愤慨的情况，宗教推广与迷信蔓延时的心理状况等。无论是心理面还是心理流，都是个人与其周围社会的心理相互作用（psychic interplay）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优势，即社会力量及多数人对个人有决定性的影响或有目的的社会控制（如时尚、舆论、谣言的影响，或开展讨论、调停等方式）；另一是个人优势，即非常人物，如发明者、领袖等个人对社会、群众的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罗斯的《社会心理学》注重对风尚、习俗、暗示性、模仿性、群众与暴众心理的阐述，以及关于冲突、讨论、调停、舆论、谣言等现象的探讨，并强调对群众行为的控制方法。罗斯的上述研究偏于经验总结与描述，但其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倾向，主张社会心理学应研究群体心理和人际心理相互作用的现象，以及建构独树一帜的学科体系，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三、实验期（社会心理学成熟与独立发展阶段）

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一方面经济未受破坏而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伴随出现经济危机和产生大量失业、罢工等社会问题，从而为社会心理学的开展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本能论”受到批判后，行为主义与格式塔理论等一度兴起，特别是它们采用实验方法建立实证学科的设想很具吸引力，从而促使一些，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为克服方法论上的缺陷而展开实验研究的尝试，结果引起了这门学科的巨大变化与发展。

这里应提到几位先驱者。

特里普利特（N．Triplett，1897）做过“在定速与竞赛中的动力因素”的实验，发现单独骑自行车的速度比一群人一起骑自行车的速度慢20%；后来又以10～12岁儿童为被试，进行卷钓鱼竿线的对比实验，发现群体共作比个体独作的效率高10%，因此认为共作比独作能促进工作效率。他第一次表明社会现象可以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所以颇有意义且具影响。

德国人默德（W．Moede，1888—1958）于1920年在莱比锡首次出版《实验群体心理学》小册子，提出用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研究群体对其成员思想、感情、行动的影响，并介绍了1914年所作的竞赛中的群体效应实验：17个儿童被试，先测知个人拍球速度与成绩，置于团体比赛的情境中，发现其中9个成绩差者出现增量，原来成绩优者出现减量。研究者认为，前者是由于社会助长作用（在团体中受他人速度加快的影响），后者是由于缺乏对手和态度松弛所致。为证明这一设想，他把成绩优者抽出来另组团体比赛，结果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增量，于是他认为态度是影响社会助长作用中一个重要变量。

奥尔波特（F．H．Allport，1890—1978）受到默德等的影响，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团体效应的实验，并进而证明，如果在群体中进行更复杂的推理过程，一般虽也增量，但会减质。最有意义的是他集拢了许多实验材料，于1924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教材，被看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开端。本书在当时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它具有下述特色。第一，明确提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不是集合心理（collective mind）或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而是有关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及社会意识”。他认为群众激动产生情绪，实际上是群众中的个人激动；由于没有群体头脑，因而也就不存在群体心理。这个表述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它持续地支配着后来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与课题。第二，用行为派（反射）的观点解释个人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及其多种形式。他否定麦独孤的本能论，但不否认先天反应的存在。他主张把行为分析为遗传成分与习得成分，认为，一切社会性行为都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由于反射的条件作用而学会的，因此比较强调社会环境的控制、教育指导与训练的重要性。他在运用刺激—反应理论研究社会行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心理分析。他认为弗洛伊德学说中虽有许多武断成分，但其中所发展的某些心理事实（如社会冲突与心理自卫机制）对于人性的了解很有价值，因此加以引述。第三，重视和强调定量的实验研究方法，并介绍了自己和他人许多以实验法进行社会行为（如社会助长）研究的成果。这样做不仅增强了论述的科学性与说服力，而且向后来者表明用实验法广泛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四，以特有的体系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本书设导言（讲学科对象）；第一篇，“个人的社会方面”（包括人类行为的生理基础，基本的活动──遗传的及习得的，感情与情绪，人格──社会性的人，人格之测量，共5章）；第二篇，“社会的行为”（包括社会行为的性质及其发展，社会的判断──语言与手势、社会的刺激──颜面和身体的表情，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简单的形式，在团体中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在群众中对于社会刺激的反应，社会态度与社会意识，社会适应、社会行为对于社会的关系，共9章）。

奥尔波特这本著作的问世，对促进社会心理学开展实验研究起着颇大的作用，其有关对象、方法、研究范围的观点与体系几乎统治了美国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迄今还有影响。到1931年，两位墨菲（G．Murphy & L．B．Murphy）又把近期通过实验室实验法与有控制的观察法等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许多研究汇集起来，出版《实验社会心理学》，从而大大推动社会心理学向更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发展迅速，不仅研究成果累累，方法众多，且有许多发现；而且形成了不少新领域、新理论和学派。据1979年斯密斯（S．S．Smith，1980）对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文章课题的调查，研究最多的要属“归因”（59篇）和“态度和态度改变”（50篇），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44篇）、“认知过程”（41篇）；其他如“吸引和合群”、“侵犯”、“助人”、“群体过程”、“非言语沟通”等也有相当数量，课题甚为广泛。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曾存在过。如20年代翻译出版了G．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和F．H．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如陆志韦的《社会心理学新论》（1924）、陈东原的《群众心理学ABC》、潘菽的《社会心理学基础》（1931）、高觉敷的《群众心理学》（1934）、张九如的《群众心理与群众领导》（1934）等。特别是1944年孙本文出版了大学教科书《社会心理学》，在详尽介绍西方研究与联系中国实际方面作了有益尝试。在研究工作方面，张耀翔进行过民意测验、情绪测验、国人之迷信以及广告等项研究，陈鹤琴研究了婚姻问题，萧孝荣等研究了战时心理建设问题，等等。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否定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也否定了社会心理学，停顿的时间比苏联要长。直到70年代后期，社会心理学的合法地位才得以确立。1982年，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六五’计划”中，社会心理学被正式列为要加强研究的学科。与此同时，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十多年来，全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引进或翻译了许多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献资料和教材，开展了不少类似的或独具特色的研究，发行了两本有影响的杂志《社会心理研究》（北京）与《社会心理科学》（天津），编写并出版了多本社会心理学教材和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大型词典。80年代至今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蓬勃发展时期，应该说是有成绩的。这些研究成果将有选择地在本书中予以介绍。

精神因素和暗示的作用，是癔症发病的主要原因。但是，当人们受到精神因素的影响以及暗示的作用以后，为什么有的人保持健康，有的人就患了癔症呢?这与他们的性格不同有关。癔症患者的病前个性，是属于有强烈情感，缺少坚定理智，意志不稳定，幻想多，争强好胜，虚荣，情感不稳定，易冲动。这类性格的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情感代替理智：癔症性格的人有高度的情感性，情绪反应强烈而不稳定，容易从一种情感转移为另一种情感，他们对人处事往往感情用事，整个精神活动均易受情感的影响而趋向极端。如对某人有好感时，觉得他十全十美，是世界上少有的好人，但当遇到一点小事时就立刻认为这人一无是处，是最大的恶棍。这就是癔症者的“情感逻辑”。其判断推理完全从当时的情感出发，情感有了变化，其判断推理也随之改变。

(2)暗示性强：他们的情感和行为极易受别人的言语和行为的暗示影响，尤其是当他对某人印象良好时，则该人的意见都会不加分析地盲目接受下来。他们的自我暗示也很强烈，以致各种身体不造感可作为自我暗示的基础。

(3)自我中心和好幻想：他们好夸耀自己，显示自己，乐于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喜欢得到别人的赞扬。他们富于生动的幻想，特别是当情感反应强烈时，想象和现实常易混淆一起，以致有时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想象还是事实，因而造成他在说谎的印象。

癔症多发病于16～30岁之间，女多于男。精神因素和暗示作用是癔病发病的主要原因。惊恐，被侮辱，委屈，不如意以及亲人的远离等较强烈的精神创伤，往往是癔症第一次发病的诱因。至于以后的发病，不一定都有很强烈的精神因素。也可能由于与精神创伤有联系的事件，或在与第一次起病相类似的情景下产生联想而突然发病。

有些患者可因躯体因素，如疼痛，发热，不适，劳累等，引起精神紧张和恐惧或精神不愉快而发病。

暗示有致病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谈话、表情和传说，以及看见其他患者发病均可成为病因，即通过自身体验和联想、产生疑虑，深信自己会发病而发病，这是自我暗示的作用。患者易受暗示，是癔症性格所致。?

癔症的临床症状

癔症的临床表现极为复杂多样，可类似多种疾病的症状，几乎占据了医学临床各科的所有疾病的症状表现。有人说“癔症的症状包括整个医学的内容”。法国夏克称本病患者为“伟大的模仿者”，也有人称患者是“不好的演员，各种角色都可扮演”、“调皮孩子，恶作剧 ”等，这都说明癔症的表现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哪一位医生也无法完全的描述癔症的全部症状。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第二版的修订版，将癔症的临床表现分为两个类型：①分离症状：表现以精神症状为主；②转换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的功能障碍。在同一患者身上往往仅有一二种症状出现，且每次发作多为同样症状的重复。

癔症是由明显的精神因素，如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或情绪激动、暗示或自我暗示所导致的精神障碍。多数起病于35岁前，发病急骤，主要表现无器质性基础的感觉或运动障碍，或意识状态改变。具体有如下表现：

(1)癔症性精神障碍，又称分离型障碍。

①情感爆发：患者在受精神刺激后突然出现以尽情发泄为特征的临床症状。嚎啕痛哭，又吵又闹，以极其夸张的姿态向人诉说所受的委屈和不快，甚至捶胸蹬足，以头撞墙，或在地上打滚，但意识障碍不明显。发作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周围环境有关。情感爆发是癔症患者最常见的精神障碍。

②意识障碍：表现为意识朦胧状态或昏睡，病人突然昏倒，呼之不应，推之不动；癔症性朦胧状态，兴奋激动，情感丰富或有幻觉、错觉；癔症性神游症，患者表现离家出走，到处游荡；癔症性梦行症，睡中起床，开门外出或作一些动作之后又复入睡；癔症性假性痴呆，表情幼稚，答非所问，或答案近似而不正确。

③癔症性精神病：患者表现情绪激昂，言语零乱，短暂幻觉、妄想，盲目奔跑或伤人毁物，一般历时3～5日即愈。

④癔症性神鬼附体：常见于农村妇女，发作时意识范围狭窄，以去多年的亲人或邻居的口气说话，或自称是某某神仙的化身，或称进入阴曹地府，说一些“阴间”的事情，与迷信、宗教或文化落后有关。

(2)癔症性躯体障碍，又称转换型癔症。

①感觉障碍：感觉缺失，患者对强烈的刺激只能轻微感觉，甚至完全没有感知，其特征是不按解剖部位分布，不能用神经病理学的知识加以解释：感觉过敏，患者对局部的触摸特别敏感，非常轻微的触摸即感到疼痛异常；感觉异常，患者感到咽喉部有异物或梗阻，好似球形物体在上下移动，但咽喉部检查却无异常发现；视觉障碍，常见者为突然失明，也有弱视、视野向心性缩小，但眼底检查正常，双瞳孔对光反射良好，患者什么也看不见，但行走时可避开障碍物；听觉障碍，在强烈的精神因素影响下，突然双耳失去听力，但来自背后的声音可引起瞬目反应，睡眠中可被叫醒，客观检查无阳性发现；心因性疼痛，在受到精神刺激后出现的剧烈头痛、背痛或躯体其他部位的疼痛，但客观检查未发现相应的器质变。

②运动障碍：抽搐发作，常因心理因素引起。发作时常突然倒地，全身僵直，呈角弓反张，有时呈不规则抽动、呼吸急促，呼之不应，有时扯头发、撕衣服等，表情痛苦。一次发作可达数十分钟或数小时，随周围人的暗示而变化，发作可一日多次；瘫痪，以单瘫或截瘫多见，有时可四肢瘫，起病较急，瘫痪程度可轻可重。轻者可活动但无力，重者完全不能活动。客观检查不符合神经损害特点，瘫痪肢体一般无肌肉萎缩，反射正常，无病理反射。少数治疗不当，瘫痪时间过久可见废用性萎缩；失音，患者保持不语，常用手势或书写表达自己的意见。客观检查，大脑、唇、舌、腭或声带均无器质性损害。

③躯体化障碍：以胃肠道症状为主，也可表现为泌尿系统或心血管系统症状。患者可出现腹部不适、反胃、腹胀、厌食、呕吐等症状，也可表现为尿频、尿急等症状，或表现为心动过速、气急等症状。

所谓“鬼神附体”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癔症发作形式，偶尔也见于精神分裂及其他精神障碍。此种情况多见于好感情用事、富于幻想或具有迷信思想的人，农村妇女尤为多见。首先，病人有相信鬼神存在的思想基础，有易于接受暗示性的性格特点，在强烈的精神刺激后，在自我意识障碍的情况下，经过自我暗示如疑心鬼神会附体，或环境或他人的言语暗示，患者自称某某神仙，已者灵魂的化身，此时病人常以这些附体者的口吻、身份讲话，声调也变得特殊，讲话内容与患者当时的内心体验有关。历时可数分钟或数小时，经暗示治疗后，病人可迅速恢复其自身身分，发作过后可部分回忆发作经过。

“鬼神附体”本身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的症状，是患者在强烈的情感反应下的一种病态体验，以者、鬼神的口吻讲出她的想法和要求。只有患者本身相信鬼神的存在，他们犯病时才会出现“鬼神附体”症状。反之，不相信鬼神的人，不论怎样犯病，也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目前广大农村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的情况下，一些癔症病人发病出现一些所谓“鬼神附体”的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一些巫婆神汉借此机会宣传迷信，坑骗病人的钱财，催残病人的心灵和躯体。希望广大患者和患者亲属相信科学，不要上那些江湖骗子的当。

“老牛大憋气”是癔症的一种表现形式，占农村中癔症患者的半数，占住院癔症患者的1/5。多见于易激动、感情用事、自以为是的女青年，一旦违背了自己的愿望，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或争吵失利时感到委屈而发病。表现为在有人注意的地点和场合突然倒在地上、沙发上或有依靠处，以求得同情，同时四肢无规律的乱动或呈四肢僵直不动，嘴里喊叫、骂人或做怪样，并伴屏气或深叹气、吸气。虽问之不答，但并无意识障碍和呼吸停止，患者听得见，看得到周围人的反应和举动，其发作也随之波动。发作中无大小便失禁及咬破舌头，身体极少有外伤。发作时间至少半小时或数小时，多在白天、安全及人多的地方发病，不会因发病而致伤或致命。发作后行为正常，对病中情况可完全或片断回忆，过后病人常说：“当时脑子是清楚的，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癔症的治疗

因本病是在精神因素作用下急性起病，病程可随临床征象的不同而有差异。情感爆发、意识障碍、抽搐发作，一般于短期内即可消失，但常常有再发倾向。内脏机能失调和运动、感觉症状则历时较久，且于好转后也可再发。病程的长短和能否再发还取决于病后是否正确处理。不当的处理或接受不良暗示，尤其是医务人员的不当言语，常可增加疾病的顽固性，而使病程延长。因此，及时治疗包括心理治疗、暗示治疗及药物治疗，恰当的处理，可以较快地使症状消失，而且使疗效获得巩固，避免再发。

本病的预后一般是良好的，少数病人若病程很长，或经常反复发作，则治疗比较困难，具有明显癔症性格特征者治疗也较困难，且易再发。极个别表现为瘫痪或内脏功能障碍的癔病患者，若得不到及时恰当的治疗，病程迁延，可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能力，可因合并症而影响寿命。

癔症的治疗既容易也最难，关键是医务人员应满腔热情地关心患者，帮助他们寻找发病的原因，引导患者正确地对待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疾病的治愈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癔症的治疗以心理治疗为主，辅以药物等治疗。

(1)心理治疗

①解释性心理治疗：让患者及其家属知道，癔症是一种功能性疾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消除患者及其家属的种种疑虑，稳定患者的情绪，使患者及其家属对癔症有正确的认识，并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引导患者认识病因及病因与治疗的关系，应给予患者尽情疏泄的机会，给予适当的安慰或鼓励。患者本身也应加强自我锻炼，用理智的态度处理所面临的一切，而不要感情用事，用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克服性格方面的缺陷。

②暗示治疗：是消除癔症症状，尤其是癔症性躯体障碍的有效方法。在施行暗示治疗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方面，治疗环境要安静，以消除环境对病人的各种不良影响。一切无关人员均要离开治疗现场，避免由于家属或周围人的惊慌态度，或过分关注而使症状加重，给治疗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医生在认真详细地询问病史以后，在接触病人并做全面检查的过程中，态度应热情沉着、自信，要对治疗充满信心，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使病人信任医生。实践证明，病人对医生信赖的程度往往是决定暗示治疗成败的关键。在言语暗示的同时，应针对症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吸入氧气，针刺，给予注射用水或维生素C针剂肌肉注射，静脉推注钙剂及电兴奋治疗。

③催眠疗法：利用催眠时大脑生理功能的改变，通过言语，施以暗示，从而达到消除癔症症状的目的。

(2)药物治疗

癔症发作时，若病人意识障碍较深，不易接受暗示治疗，可用氯丙嗪或合用盐酸异丙嗪各25～50mg，或安定10～20mg，肌肉注射，使病人深睡，不少病人醒后症状即消失。

(3)物理治疗

中药、电针或针刺等治疗可收到较好的疗效，在治疗时如能加以言语暗示，则效果更佳。痉挛发作、朦胧状态、昏睡状态、木僵状态的病人，可针刺人中、合谷、内关穴位，均用较强刺激或通电加强刺激。对瘫痪、挛缩、呃逆、呕吐等症状，以直流感应电兴奋治疗或针刺治疗。对失音、耳聋症等，也可用电刺激、电兴奋治疗。

癔症临床表现尽管复杂多样，但概括起来可分类两型：一是分离型，表现以精神症状为主；二是转换型，主要表现为躯体功能障碍。

癔症的精神症状，常在精神刺激后发病，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和情感失调，患者的情感色彩浓厚、夸张、做作和易受暗示。意识障碍以朦胧状态多见，意识活动局限于与情感体验相关的内容上，给人一种向外表露或“尽情发泄”的印象。有的自觉十分委屈；有的惊恐惶惑；有的情感爆发，易激动，甚至大哭大笑，捶胸顿足，以头撞墙，在地上打滚，手舞足蹈，撕毁衣物，乱唱乱骂等戏剧样表现；有的昏睡；有的过度换气；有的抽搐发作；有的用生动的表情，夸张的动作以博取旁观者的注意和同情，越是在人多的场合，发作越厉害。因此，发作时应将患者置于安静环境中，并应尽量减少陪人，以稳定患者的情绪，促使症状逐渐缓解。

癔症具有发作性、夸张性和易暗示性的特点，其症状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甚至给人矫柔造作的印象，可以在暗示或自我暗示下发病，也可在暗示下好转。如已明确为癔症发作，在场人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指责患者装病。正确做法是，平息紧张气氛，即不否定又不夸大渲染患者的症状，使患者情绪平静下来，使其相信给予一定刺激后即可好转，随机可刺激或针刺患者合谷、人中、内关等穴位，待其平静后即可缓解。对于出现“老牛大憋气”者，切忌捂住口鼻、屈曲四肢，以免窒息。癔症性兴奋或躯体功能障碍者应及时找精神科医生处理。

某些人为避免不愉快事件的发生，或为获取赔偿，或为避免服役，或在囚犯中，常出现诈病现象，其表现有时难与癔症相鉴别。因癔症的夸张、表演色彩，常给人一种装病的感觉。但是诈病者有明确的目的性，症状易受意志的支配，可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很少能持续存在，且在公开场合常矫揉造作。

在集体场合下，例如学校，一人患癔症后，周围人目睹发病情况，由于对疾病不理解，产生恐惧紧张心理，或者受到迷信或不科学解释的影响，更加重了精神负担。在此情况下，由于暗示和自我暗示的作用，一些人相继症状相同地癔症发作，其中某些人由于精神紧张、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或月经期间，更容易引起发作。群体发作的症状与第一个发病者基本相同。

因为癔病发作之前有明显的精神刺激，加之癔症病人的病前的特殊的人格特点，如情感强烈而不稳定，易感情用事，情感幼稚，急躁及任性等，有高度的暗示性，其情感和行为极易被别人的言语、行为和态度所影响，因此，癔病发作时，如果亲属的言语、行为、态度不当，会形成新的不良暗示因素，造成症状加重，给治疗带来困难。因此，癔病发作时，亲属应首先镇静自若，避免过分关心和过分热情，避免惊慌失措，要正确对待该病的发生。为了改善病人的不愉快情绪，亲属可有意识地转移病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兴趣的事物或让病人暂时离开当时环境。

精神治疗是癔病的一种主要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进行治疗时，病人的亲属、亲友、邻居及单位领导、同事能否积极配合，也是治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癔病病人的亲属应注意听取医生的解释和劝说，了解本病的性质及发生原因，知道这是一种大脑功能性疾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要改善对病人的态度，合理安排病人的生活及工作，调整环境，去除精神刺激。癔症发作时，亲属不要惊慌失措或过分关注。在癔症的治疗过程中，亲属应全面而客观地向医生介绍病史。在实施各种治疗方案时，亲属应放心地离开治疗现场，给治疗创造一个安静宽松的环境。否则，亲属的过分关注，紧张或惊慌情绪会影响到病人，很可能又成为一个不良暗示因素，使症状加重，给治疗带来困难。经治疗后，某些症状得到好转时，亲属应配合医生继续鼓励或暗示病人，使症状更好地缓解。同时亲属也应正确对待精神刺激，给病人讲解本病的性质和转归，解除病人的紧张情绪，以获得更好的疗效。同时对巩固治疗，避免反复发作有重大意义